让互联网大厂引以为傲的扁平化架构，推动着企业机器高效运转，带来了市场份额的急速扩张，副作用则是权力下放后，越来越多的大厂打工人，被困在了欲望的牢笼里。

在互联网行业“混迹”了十余年，周扬2017年离开了以“快速轮岗制”著称的搜索引擎公司。负责预算审批的他见惯了蝇营狗苟之事，“行业内几百万、几千万的贪腐”对周扬来说也不算什么大场面。

尤其是近几年，随着互联网企业相继进入业务调整期，“互联网寒冬论”沸沸扬扬，降本增效成为聚焦点。大厂自曝的腐败案件涉及人数之多、公开程度之高，较之以往，十分罕见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据南方都市报《互联网反腐反舞弊报告》，2021年，曝出舞弊案的互联网公司共22家，涉及案例超过240起，同比增长153%；超过300名员工被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，较前一年翻倍。2022年，数字再次增长：涉案公司37家，受罚员工超400名。

36氪根据“南都数据新闻”发布的《互联网反腐反舞弊调查报告》整理制图

涉案金额之高也侧面证实，财富向互联网快速集中的过程中，对“权力变现”的渴望是如何让人疯狂的。

几个典型的案例是，2020年，节跳动餐饮专家的高某，三年间向两家供应商索贿高达1024.7万元；次年，前滴滴科技高级技术总监于某，也通过职务之便，在招标期间受贿797万元。

2020至2022年，互联网企业自曝的贪腐事件

36氪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

以周扬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来看，曝光出来的数百起案件足以让外界瞠目结舌，但也只是整个生态的冰山一角。尽管大厂们否认群体性腐败，互联网行业却已是积重难返。

年轻人被关进“欲望牢笼”

在互联网行业，烧钱的内容业务向来是腐败重灾区，和影视产业挂钩的视频平台尤甚。

2015年，前腾讯在线视频部总经理刘春宁被捕，被指控操纵腾讯采购剧《自古英雄出少年》的评级，并从中受贿143万元。2021年，前腾讯视频制片人张萌因涉嫌受贿被带走调查。

巧合的是，刘春宁和张萌被带走时，都不到40岁。

张萌出事时，更是刚刚摸到平步青云的门槛。此前一两年，他频繁出入颁奖典礼，2020年第三届初心榜颁奖典礼上，他手握“杰出平台型制片人”奖杯回忆起自己的“初心”——“2002年刚踏进中戏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，这辈子就要干影视行业了。”

说完这话的第二年，张萌被带走调查。

事发时，他已加入腾讯7年。这7年里长视频平台高速建立起话语权，张萌抓住了进入行业的*时机，也一路顺畅地加官晋爵。欲望蒙心的后果是，上行通道戛然而止，他面对的只剩一堵冰冷的高墙。

2023年1月，在腾讯发布的反舞弊通报中，张萌的调查情况位居首位——“利用职务便利，为外部公司谋取利益，并收取外部公司好处费……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”

过去十几年，互联网企业蒙眼狂奔式的扩张，为灰色手段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。

周扬向36氪感叹，在行业扩张期，当互联网企业将有限的资源全部投入到无限的发展中时，过程中的很多隐患被忽略了。“预算的*值越大，腐败就越多。”

生活在一个扩张的时代，人都可能被很多力量推着走。张萌和刘春宁都是典型的例子。很幸运，他们的职业上升期恰逢影视行业的扩张时代；不幸的是，外部力量最终将他们吞噬。

扩张来得快，消失得也快。

当市场迅速饱和，互联网刹闸进行降本增效时，曾经乘势而起的“35岁中层”，成为*被公司抛弃的对象。由此带来的对未来的极大不确定性，让越来越多中层萌生出“早捞一笔是一笔”的心态。

“今天我再忠心耿耿，也有可能哪一天被你踹了。”周扬说出了互联网中生代的心声，“这些年工资涨幅不大，房价、物价又在蹭蹭上涨。”

“原来是55岁贪腐，这几年35岁成为明显的‘警戒线’。”一位近检查院人士在和36氪交流时表示，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众多行业，贪腐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。

究其原因，一方面，互联网的中坚力量集结了大量中青年；另一方面，行业短时间内掉头向下的不确定性，正不断重塑互联网年轻人对金钱的态度。

如果说，以80后为代表的互联网“老人”，对“吃拿卡要”往往表现得更隐蔽，周扬在创业后发现，“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掩饰”，在要求“返点”“好处费”时表现得极为坦然和赤裸。

周扬和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合作项目动辄几十万、几百万，“但凡需要对方花钱，90后对接人会直接问，那你能给多少返点，不脸红、很从容，似乎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”

有90后大厂运营人员告诉36氪，自己认识的同事，贪腐的原因是沉溺网络博彩，欠下了大量的信用借贷。“只要博彩欠账，账单金额至少6位数起步。”

对于互联网年轻一代在灰色地带大胆游走这件事，制片人孟帆深有同感。

去年他拿着自己的短剧项目，四处寻求平台合作。终于和某视频平台推进到拟定合同关头，该平台一名90后的运营人员伺机主动暗示：“给我些好处，我能给你一些合同之外的资源，比如首页推广位。”

孟帆的项目规模多在几百万元起，“一个小年轻”要求的“好处费”也达数万元。但对于这样的“开价”，他的*想法竟是“可以接受”。

“只要有竞标，就有油水，要想从人家（视频平台）那里拿项目的话，都得有点手段，要不然办事都没法办。”孟帆感叹。

前十年里互联网大厂起高楼，把台子搭得高大宏伟，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盛景无需赘述。互联网高台上，扁平化、快速升迁、期权红利等优越条件帮年轻人营造好了造富梦，但现实社会中的财富固化却泼了他们一身冷水——上升通道依旧只属于极少数人。

于是，在预期落差和动荡环境的共同发酵下，年轻人一步步被关进欲望牢笼。

反腐困难重重

互联网腐败的“锅”不能全都推给年轻人。

大厂凭借流量掌控及资本，迅速垄断了资源与权力。话语权与供求关系的高度不平衡制造了寻租空间，以一种难以被察觉的猎物姿态，诱人陷入腐败漩涡。

钱的流向引导着人们的欲望。前几年大厂手拿钞票争抢进军的直播赛道，便是很好的例证。

2020年时，直播带货竞争达到顶峰，在这个马太效应极强的赛道，大大小小的商家都想挤进头部主播直播间，但很显然，坑位有限、成本极高。正是因此，不少商家打起了行贿平台小二的主意。

一位头部短视频平台内部人士告诉36氪，直播带货最火那阵，隔段时间就会收到公司反腐的邮件，公司一连开除了好几个受贿的小二。

由于举报过于频繁，公司不得不主动展开内部自查。“重点审查的，是开销较大但ROI不高的几个带货行业，比如服饰和3C，都是2020年到2021年扩张最快的，也就查出了最多的受贿案件。”

作为“清水衙门”的技术人员，程序员李非然此前的职业生涯中，从未遇到贪腐事件，直到他跳槽到国内TOP2云计算厂商。

刚进入公司时，为了测试产品，李非然曾经手一个虚拟服务，本想借机与竞标成功的供应商加强合作，但接下来故事的走向，超出他的预料。

推进项目的过程中，供应商一直推迟会议，工作对接也总是找借口搪塞。最夸张的是，这家供应商仅派遣过两名在校生水平的技术人员来测试产品。

一切都让李非然不解，“你不能说人家没做服务，但是非常敷衍，最多完成了全部工作的2%。我后期看了报告，基本是杜撰的内容。”

多方打探后，背后勾当浮出水面。

“这个供应商和我的直属VP有关联，依靠‘裙带关系’，这家公司得以竞标成功，而双方达成的交易，涉及金额高达850万元。”李非然说道，“我们程序员吭哧吭哧敲代码，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”

情绪很气愤，但身体很诚实。李非然想到“铁打的VP，流水的兵”，还是选择了沉默。

他解释，自己不举报，一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，二是为了不卷入到权力斗争，也不想被扣上“把直属领导送进监狱”的帽子。

腐败深藏于水面之下，“举报”自然是反腐最重要的切入口之一。

程欣是老一代采购人，她所在的互联网公司算是“千团大战”的胜利者。她告诉36氪，采购的贪腐被发现，90%都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相互举报。

在她的介绍中，采购的贪腐大多有两种行为：一为供应商的准入标准不统一、执行过程不透明；二则是在企业招标的过程中，采购人员有刻意的泄露数据的行为。这两方面从数据上很难被发现，企业想要打击采购的反腐，只能通过举报的线索去回顾整个过程。

从监察程序来看，举报是*步，但举报到立案调查之间，仍隔着道道鸿沟。真正能被调查的贪腐案件永远只是冰山一角。

警校毕业后，朱喆去了一家互联网小厂的监察部门工作。这家企业*期共有3000名员工，配备了7名监察人员。他告诉36氪，部门每周都能接到员工举报两到三起，但被警察局立案的案件不超过10%。

“企业在发现员工贪腐后，会直接向法院提起‘刑事自诉’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但凡证据存在一点瑕疵，法院都不予立案。一旦被驳回，就只能走周期更长的民事诉讼。”

朱喆说，“大部分内部举报的内容很浮夸，说一个人受贿几百万，却没有任何证据，要么就是所谓的‘男盗女娼’，连权色交易都达不到的琐事。”

理想情况下，相比内部举报，供应商、竞争对手提供的信息可能更高效。至于现实中有没有人愿意扮演正义检举的那一方，基于现有的行业生态，答案可能并不乐观。

以头部视频平台为例，大平台聚集了行业九成的流量，产业链上缺乏话语权的小公司，只能给他们打工。加之行业整体供大于求，小团队通过常规竞争手段来达到目标的门槛被无限拔高。

因此产生的一种行业现象是，不乏有从业者举报或声讨资方及部分影视公司老板的案例，但基本没人声讨互联网平台。

用制片人孟帆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不敢，得罪平台相当于把自己的路都堵死”“我们都是求着平台去找项目”。

对于受贿的定义，也长期边界模糊。孟帆观察到，“企业监察部门、财务审计部门，对于员工小额的行受贿，一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

反腐过程像是一个漏斗，“举报”到“立案”，九成的案件会被筛走，“立案”到“举证”，又会有大比例的案件因举证困难而得以逃脱。

互联网“蛀虫”现形记

2015年，老刑警严谨离开体制内，加入某互联网大厂，“从0到1”构建起了监察部门的组织架构。

在严谨这一波专业人士加入前，互联网的监察人员主要来自传统行业的财务审计，或是法务岗位，不具备有效打击贪腐的资源、刑侦知识与理论基础。

拥有10年刑侦经验的严谨，针对“举证”这一环节的难点，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。

他向36氪举例，现金流*的项目组或是部门是筛查重点。“如果老板直接下达指令，某大区要率先实现盈利，监察的工作重点就会集中在这一大区。层层筛选后，从面到点，最终落到几个人头上。”

为了搜集嫌疑人员的证据，严谨会伪装成供应商或是合作方的身份私下接触，慢慢套话，收集证据。

在企业的敏感部门或是业务线，严谨也会安插一些值得托付的“线人”。一个人值不值得信赖、思路清不清晰、能否成为他的“线人”，“通过气场就能感觉出来”。

鉴别有效证据、梳理关键的证据链条，是有公安或检察院背景的工作人员不可替代的优势，但由于不可抗力，这样的“取证环节”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。

一家全球知名的互联网大厂，2020年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，利用了技术手段获取了员工的IP地址，侵犯了个人隐私，在海外掀起轩然大波，成为知名的公关事件。

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是，部分互联网大厂打击贪腐的力度大大降低，同时也在自查以往的反贪过程中是否出现了违法现象。

36氪得到的消息是，这家互联网大厂在国内的监察部门已经拆散，不再做刑事案件的打击。

尽管互联网反腐遭受波澜，但从大环境看，篱笆实际上是越扎越紧。

据2021年3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，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最高刑，从原来的15年有期徒刑提高到无期徒刑。入罪门槛也发生了变化，自2022年5月15日起，非国家公职人员的入罪标准与受贿罪一致，统一规定为3万元。

大大小小的贪腐员工见了不少，严谨也有过“不忍心”的情况。有人被抓后谈及贪腐的原因，是“孩子上学着急买学区房、父母生病急需用钱”。

严谨认为，企业打击贪腐是要讲究“法理情”。如果员工真有困难，合乎情理的企业会尽可能去帮忙，劳苦功高的，出狱后也会得到相应的保障。

但人心是一个无底洞。“你不能要买别墅我也同情你，孩子也不是非要上重点学校。”

有人生活所迫，也有人占尽便宜。严谨曾遇到过“老鼠屎”一样的贪污案例，“没有上升到刑事责任，但却耗费了极大心力。”

一家被业内冠以“极度节省”互联网公司，出现了这样一名中层：为了贪污加班补助，他要求团队中的所有员工把加班补助都报满，一个月能报31天，审批通过后，再要求下属把所有钱都转给自己。

甚至日常吃喝也不放过。这位中层喝咖啡会多带走一杯，发票上写着“业务招待”；去盒马买自己吃的零食，发票上写着“团建费用”；出差永远要求五星级酒店，超标了就虚构出差人数。

以严谨的经验看来，这种“贪腐”像是一种心理疾病，没有太高技术门槛，只想着占尽企业便宜，“和一些人去公共卫生间偷纸没有太大区别”。

“因为这位中层触及了众怒，公司没有人愿意和他共事，几乎每位举报人都掌握他无数的‘罪证’，收集证据的过程十分琐碎、繁杂。”严谨回忆道。

人性的拉锯：“离职后，只有钱是真的”

寻租空间的大小，不完全取决于权力的大小，而在于所处位置与负罪感心态之间微妙的平衡。

采购在接触供应商的一线工作，手中的权利，刚好足够决定一家供应商的去留和赚钱多寡。这类存在一定管理灰度的岗位，往往最能体现人性的复杂。

早些年间，采购拿1%-2%的返点是行业默认的“正常收入”。但程欣目前所在的企业，给采购员工制定的红线是200元，超过这个标准的伴手礼或是现金，两个星期内没有上报就是违规行为。

程欣从来不否认“十个采购九个贪”的说法，甚至就连她自己能够成为主管也是“捡漏”一场反贪斗争的结果。

如今身居高位，最让自己担心的是，员工私下收受贿赂，演变成一种风气。

“如果哪个高层收受了2000万的贿赂，大家不知道就算了。怕的是今天有人拿了500元、明天又有人又拿了2000元，逐渐形成‘铺垫效应’。”

对于普通员工，腐败造成的*伤害是打破财富分配、社会地位与个人发展的相对公平。对于企业发展而言，贪腐则能蛀空公司，攸关存亡。

此前马化腾谈及腾讯的反腐，也曾表示，很多业务做不起来，并不是因为管理者问题，也不是业务方向问题，而是贪腐漏洞太大，业务被掏空了。

类似情况在互联网大厂并不少见。朱喆所在的公司，几个供应商曾用钱控制了业务线人员，时间一长，整条业务线都被零星员工利益捆绑，进而影响了整个地区的产品品质。

“尤其生鲜电商大面积推行前置仓的那些年，无论是租房、土建、设备采买安装、出货，都有贪腐滋生，一个职别*的业务员，一年也能贪腐几百万元。”朱喆表示。

很大程度上，员工行为是企业管理的产物，工作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事作风。在金钱面前，这一点被无限放大。

李非然告诉36氪，从同行员工的私下交流看，TOP2互联网巨头贪腐风格不尽相同，散发着浓烈的“掌舵人”自身风格。一个贪腐的比较张扬，大家一说这家企业贪腐，就能举出好几个案例；另一个则比较内敛，贪腐肯定有，但相对低调内敛，不会那么“人尽皆知”。

周扬回忆此前供职的搜索引擎公司，“老板对于员工的信任度比较低，当自己不被信任时，相应员工也不会考虑公司利益。加之公司轮岗很快，每个人都知道早晚会走，贪一笔也就更没有心理负担。这种逆人性的管理反而让大家变成了坏人。”

贪腐究竟是不是能靠意志力克服的心魔？现实情况中，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许没有想象中强大。

“企业打击贪腐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提醒员工不能‘因私废公’。”严谨说道。

在严谨的观点中，企业打击贪腐*的意义在于，在新业务快速扩张之余“打补丁”。尽可能地让员工、尤其是年轻员工在正常的职业路径上实现价值、规避人性中的恶。

但经验告诉他，反贪的过程充满纠结和取舍。只要有权力寻租的空间，贪腐就是“零次和无数次”的博弈，但如果“处处管制，企业只会变成一滩死水”。

“如果一个月工资就一万多，给你1000万的贪腐机会，干不干？”在各大厂有着数年工作经验的周扬反问道。

周扬所在的前司，曾有员工诱导企业花费数百万元，去购买一个完全不需要的服务，驱动力是为了拿下高达20%的提点回扣。

当发现身边的同事每人都能捞几十万、甚至几百万的时候，他也曾陷入到极不平衡的情绪。“只要诱惑足够大，‘理性人’都会动摇初心。”

“如果还在公司，并且薪资连年上涨，这种情绪还能得到缓解。但当你离开、甚至被裁掉，所有的认可成为过往，就会追悔莫及，因为只有钱才是真实的。”

这也许就是周扬给出的最后答案。（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）